作家叶永烈其实更像一位自由特稿记者，每年一大部分时间都在全国各地采访，每次旅行也几乎顺带就是采访之旅。他兴致勃勃地说起自己刚刚结束的台湾之旅，“我是台湾‘陆委会’邀请的大陆四人观选团成员之一，蓝绿双方主要领导人都采访了，对施明德的采访后来整理了有2万多字，他还向我讲述了当初红衫军游行时突然动情跪下的原委。最遗憾的是和陈水扁的采访擦肩而过，原本是有安排的。”这些有关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采访成了他新作《台湾新观察》的重要素材。“我只是个记录者，每次采访的时候我没有想过要写成什么样子，书是否会出版。”叶永烈说，“随着时间慢慢推移，有些书和文章总归会出版发行。”

　　“科普科幻都是早年的事情，早年印象对读者太深了，拔不出来了。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和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分别是我20岁和21岁的时候写的，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现在的总印数是2亿册，小灵通手机用户是1亿，但这都没有收费。”虽然没有统计叶永烈是否为国内在世图书销量最高的作家，但如果这些销量放到现在肯定是中国最有钱的作家，“1981年英国记者菲利普坚持要到我家采访，他说，他想到我家，就是想看看我这样的畅销书作家家里怎么样的，他以为我家非常富丽堂皇。”而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在“文革”期间却给叶永烈带来了灾难，因为其中有一篇《太阳为什么有黑子》，“大家说这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，太阳怎么能有黑子？”“文革”中，叶家被红卫兵抄了，1967年又被下放到上海郊区的五七干校种水稻，“我大学念化学，就负责配农药，当时写了本《治虫的故事》。这本书在1973年出版，粉碎‘四人帮’后，书居然印了100万册，后来才知道这本书成了各个县植保员训练班的教材。”

　　谈傅雷

　　傅雷的经历是中国那个年代历史的缩影。他也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某种刚强性格——士可杀不可辱。

　　早报:今年是傅雷百年诞辰，你从科普、科幻的转型也是从写傅家开始的，从个人情感上你怎么看傅雷？

　　叶永烈:我认为傅雷代表了他那个年代中国典型知识分子的心态，他的经历是中国那个年代历史的缩影。傅雷在1957年被错打成右派导致傅聪出走，傅聪出走加重了傅雷的“罪孽”，最终导致夫妇俩在“文革”自杀。傅雷也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某种刚强性格——士可杀不可辱。

　　早报:你最早写的是傅聪，当时这篇文章是如何发表的呢？

　　叶永烈:1979年，傅聪从国外回来，当时他是个非常敏感的人物。直觉告诉我，这是个很值得写的人物，但傅聪和我打游击，最后没有接受采访。这让我有点不甘心，所以我以傅聪为原形写了小说《爱国的叛国贼》。但写小说就是不解气。他再次来的时候，我就直接到上海音乐学院的招待所找他，然后顺利作了采访。写好后最早给《萌芽》杂志，当时的主编是哈华，他看了后对我说:“叶永烈，你什么都能写，你干嘛要写傅聪？傅家很麻烦！”然后稿子往上面报审，上面以没有空看不表态，所以稿子没能在上海发。后来作家赵丽宏没有征得我的同意把稿子转到江西《百花洲》去了，《百花洲》后来开玩笑说，上海的《萌芽》杂志买了颗炮仗给我们去放。果然，这篇关于傅聪的文章一炮打响，也因为这个原因开始深入采访傅家。傅聪是个爱国者，傅聪在国外的时候有着名的三原则:不说对祖国不利的话；不入英国籍；不去台湾。

　　早报:也是你的采访，证实了傅雷夫妇是上吊自杀，而不是喝毒药。

　　叶永烈:为了写傅雷之死，我先后采访了傅家2个保姆、保存傅雷骨灰的干女儿等共23个人，几乎把能找到和傅雷有关的人都采访到了。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那篇关于傅雷之死的文章，在即将发表的时候，我得知上海公安局有傅雷的死亡档案，然后我马上去查。公安局告诉我档案在长宁区公安局。档案记录是两人上吊身亡，而我文章写的是傅雷夫妇服毒自杀，因为保姆当初是这么回忆的。后来在文章发表的时候，就改回来了。

　　早报:在写与傅雷相关书的时候，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吗？

　　叶永烈:和傅雷有关的事情中，有一件我一直没有解决。有一年上海音乐学院大扫除时，在楼梯间翻到《傅雷家书》中提到的傅聪写给傅雷的信，这些内容由他妈妈誊写成这两本黑皮书。后来我想发表，但傅聪写信说:“叶永烈先生，我的信不能和父亲的信相提并论，我的信一个字都不能发表。”所以直到现在，这些珍贵的文字都没有出版。

　　谈政治写作

　　我把自己当作记录者，而选择的采访对象都是有历史深度的人。我想写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和事，我想去记录历史。

　　早报:你采访了许多政治人物，其中不乏敏感人物，印象最深的是谁？

　　叶永烈:我习惯了在北京高层这个圈子里游走，彼此之间都比较熟悉和信任。他们也愿意和我说。印象中比较深的是采访陈伯达，他最初也是拒绝我的，后来经过一次接触之后他就明白我是有备而来。他提的问题我都能回答接下话来，有些日期他具体的年月日记不清，我却能接下去，他知道我是谈话的对手。许多被采访者都把我当作谈话对手。

　　早报:这么多年历史人物的采访最大体会是什么？

　　叶永烈: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下手要早，你如果再晚一点采访的话，很多历史人物就走掉了。所以，我比较自豪的是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集中做了许多采访。那时写完了但不一定能出版发表，我的原则是不求急功近利。我首先是做一个记录，至于能否成书出版那看机会。比如我在采访陈伯达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这篇文章会写成什么样子，这个书到底能否出版，但直觉告诉我这个人很值得做。直到现在，很多采访还没有发表，有的甚至都已经写好了。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做的这些采访也能够陆续发表。

　　我把自己当作记录者，而选择的采访对象都是有历史深度的人。我想写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和事，我想去记录历史。

　　早报:《出没风波里》中有许多对国家领导人的夫人的采访，做她们的采访有什么特别之处？

　　叶永烈:从夫人角度可以谈出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，比如王光美谈刘少奇，我问她:“电视连续剧里的刘少奇像他吗？”王光美说，“我看不是太像，电视里他老是叉着个腰。”夫人谈出来会有许多风趣的日常细节，谈话也不会有太多顾忌。我希望采访中有花絮、细节、故事，生动的细节是第一手的。历史是由细节组成的。

　　早报:你的许多采访似乎在抢救历史。

　　叶永烈:是的。比如，1993年胡乔木去世后，胡乔木夫人马上就来找我，那时我在成都马上赶到北京，她给我谈了许多关于胡乔木的事情。一年后，胡乔木夫人就去世了，这段历史总算通过口述抢救下来了。

　　◇链接

　　叶永烈，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，教授。

　　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。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。11岁起发表诗作，19岁写出第一本书，20岁时成为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的主要作者，21岁写出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。主要新着为“红色三部曲”──《红色的起点》、《历史选择了毛泽东》、《毛泽东与蒋介石》；《反右派始末》全方位、多角度反映了1957年“反右派运动”的全过程；《“四人帮”兴衰》——《江青传》、《张春桥传》、《王洪文传》、《姚文元传》以及《陈伯达传》，是中国十年“文革”的真实写照。

　　《1978:中国命运大转折》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景式纪实长篇。此外，还有长篇自传《追寻历史真相——我的写作生涯》、《用事实说话——我的采访手记》以及《陈云之路》、《胡乔木传》、《傅雷与傅聪》、《行走美国》、《行走中国》、《行走俄罗斯》、《我的台湾之旅》、《飞天梦——目击中国航天秘史》、记述美国“9·11”恐怖袭击事件的纪实长篇《受伤的美国》等。

　　199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6卷本《叶永烈自选集》。《叶永烈文集》正在分批出版。新版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于2002年12月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。2005年10月获中国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。